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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科學家做過哪些駭人聽聞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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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現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擔負著一項困難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務。毫無疑問,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擴大,由十月革命所開始的這個變革愈深入,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基礎愈穩固,社會主義制度愈鞏固,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作用就愈增大和提高。在一切國家機關中,將來只有國民經濟委員會能夠保持自己鞏固的地位,我們愈接近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對于純行政機構,即實際上只是做管理工作的機構的需要愈減少,國民經濟委員會的這種地位就愈鞏固。在剝削者的反抗被徹底粉碎以后,在勞動者學會組織社會主義生產以后,——這種原來意義的、狹義的管理機構,舊國家的機構,必定消亡,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這樣的機構必定成長、發展和鞏固,它將擔負起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動。

同志們,所以在研究我們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經驗以及與它有密切的工作聯系的各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的經驗的時候,我認為我們沒有絲毫的根據作出任何悲觀的結論,盡管還有許多事情沒有做完,沒有做到盡善盡美,沒有組織就緒。因為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及各區域和各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所擔負的任務這樣巨大,這樣無所不包,所以根本沒有理由對我們大家看見的現象產生憂慮。有很多次——當然,在我們看來,也許次數過多——沒有采用俗話說的“七次量衣一次裁”的辦法。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組織經濟,可惜并不象這個俗話所說的那樣簡單。

隨著全部權力——這一次不僅是政治權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權力,而是經濟權力,即涉及人們日常生活最深基礎的權力——轉歸新的階級,而且是轉歸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領導大多數人民即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階級,我們的任務就變得復雜起來了。不言而喻,在組織任務極其重要而又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當我們必須完全按照新的方式來組織億萬人生活的最深基礎的時候,十分明顯,這里沒有可能象俗話所說“七次量,一次裁”那樣簡單地處理事情。實際上,我們不能預先量很多次,然后再裁剪和縫制已經完全量好的衣料。我們必須在工作進程中考查這些或那些機關,在實踐中觀察它們,用勞動者集體的共同經驗,而主要是用工作結果的經驗來檢查它們,我們必須在工作進程本身中,而且是在剝削者進行殊死斗爭和瘋狂反抗的情況下(我們愈是接近徹底拔掉資本主義剝削制的最后幾個壞牙,這些剝削者也就愈加瘋狂),來建造我們的經濟大廈。顯然,在這種條件下,根本沒有理由悲觀失望,雖然我們有時甚至在一個短時期內要幾次改組國民經濟各種部門進行管理的形式、規章和機構,——自然,這是資產階級和高貴的感情受到侮辱的剝削者老爺們進行惡毒攻擊的一個充足的理由。當然,由于有時三番五次地改變管理的規章、準則和法規,那些最接近和最直接參加這種工作的人,例如水運總管理局的人,自然有時覺得很不愉快,對這樣做不可能太滿意。可是,如果稍微拋開因法令過于頻繁改動而直接引起的不愉快,如果目光稍微放遠些去看看俄國無產階級暫時還只能依靠本身不足的力量去完成的偉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那么立刻就會明白:甚至作更多次的改動,在實踐中對各種管理制度和整頓紀律的各種規定進行試驗,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偉大的事業中,我們決不能要求,而且無論哪個談論未來遠景的有卓見的社會主義者也從來不會想到,我們能夠根據某種預先作出的指示立即構思出和一下子規定出新社會的組織形式。

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優秀的學者、預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給我們準確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會的改造在歷史上必然要經過一段很長的路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命運已為歷史所注定,它必將崩潰,剝削者必然要被剝奪。這個道理已經以科學的精確性闡明了。當我們舉起社會主義旗幟,宣布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政黨,著手改造社會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個道理了。當我們取得政權以便著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個道理了,但是,無論改造的形式或具體改造的發展速度,我們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體的經驗,只有千百萬人的經驗,才能在這方面給我們以決定性的指示,這是因為對于我們的事業,對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以前無論在地主社會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左右歷史的成千上萬上層分子的經驗都是不夠的。我們之所以不能這樣做,正是因為我們依靠共同的經驗,千百萬勞動者的經驗。

所以我們知道,作為蘇維埃的主要的、根本的和基本的任務的組織工作,必然會要求我們進行許多試驗,采取許多步驟,作出許多變動,使我們遇到許多困難,尤其是在怎樣使人人各得其所方面,因為在這方面我們沒有經驗,需要我們自己來定出每一個步驟,而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的錯誤愈是嚴重,我們就愈是堅信:隨著工會會員人數每增加一次,隨著一直遵照傳統和習慣生活的被剝削勞動者從他們的營壘轉到蘇維埃組織建設者營壘的人數每增加幾千人,幾十萬人,能夠適應工作需要并能使工作步入正軌的人數也會增加。

拿國民經濟委員會、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特別經常遇到的一項次要任務——利用資產階級專家這項任務來談。我們大家都知道,至少那些站在科學和社會主義立場上的人都知道,這個任務只有在國際資本主義發展了勞動的物質技術前提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這種勞動是大規模的,是建立在科學成就的基礎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學上有造詣的專家的基礎上的。我們知道,不實現這個任務,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最近半個世紀以來,有些社會主義者考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多讀讀這些社會主義者的著作,我們就會看到,這些社會主義者都毫無例外地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科學擺脫資產階級的桎梏,擺脫資本的奴役,擺脫做卑污的資本主義私利的奴隸的地位。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廣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據科學原則進行的產品的社會生產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且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這個真理。

我們必須依靠敵視這一點的分子來實現它,因為資本愈增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工人所受的迫害也愈厲害。當政權已經掌握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的時候,當政權在這些群眾的擁護下提出自己任務的時候,我們要在資產階級專家的幫助下來實現社會主義的改造,這些專家是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受的教育,他們沒有見過另外的環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會環境,因此,就是在他們非常真誠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況下,他們也是滿腦袋資產階級偏見,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進行瘋狂反抗的資產階級社會有著他們覺察不到的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們不能不看到完成任務會遇到的這些困難以及獲得的成績。在一切論述過這個問題的社會主義者當中,我不記得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社會主義者的著作或杰出的社會主義者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見中曾經談到,已經奪得了政權的工人階級在它著手把資本主義所積累的一切最豐富的、從歷史的角度講對我們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識和技術由資本主義的工具變成社會主義的工具時,會遇到哪些具體實際的困難。這用一般的公式,用抽象的對比來談是容易的,可是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中(資本主義并不會馬上死亡,而且它愈是接近死亡,就愈是瘋狂地進行反抗),這個任務是極其困難的。我們在這方面進行試驗,屢次修改局部的錯誤,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還不能在國民經濟的哪一個部門中,馬上把專家由資本主義的服務者變成勞動群眾的服務者,變成勞動群眾的顧問。如果我們不能馬上做到這一點,那也絲毫不會使我們悲觀失望,因為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困難任務。我們并沒有閉眼不看這件事實:我們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全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即使這個國家遠不象俄國這樣落后,即使我們所處的條件比經過四年空前艱苦、破壞慘重的戰爭以后的條件要好得多。誰只指出明顯的力量不相稱的情況,而掉頭不顧在俄國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那他就象思想僵化的套中人,他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忘記了沒有一次稍微重大的歷史變革不出現許多力量不相稱的情況。力量是在斗爭過程中隨著革命的增長而增長的。當國家已經走上了進行最偉大的改造的道路的時候,這個國家和已經在這個國家取得勝利的工人階級政黨的功績,就在于我們已經在實踐上直接著手實現那些以前在理論上抽象地提出的任務。這個經驗是不會被忘掉的。無論如何,不管俄國革命和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會有多么痛苦的曲折,終究不能奪去現在已經聯合在工會和地方組織內、正在實踐上著手在全國范圍內安排全部生產的工人們的這個經驗。這個經驗已經作為社會主義的成就載入史冊,未來的國際革命將根據這個經驗來建造自己的社會主義大廈。

我還要指出一個也許是最困難的、要由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予以切實解決的任務。這就是關于勞動紀律的任務。老實說,在我們指出這個任務的時候,我們應該承認,而且應該滿意地著重指出:正是工會,工會的最大組織——五金工會中央委員會、全俄工會理事會這些聯合了幾百萬勞動者的最高工會組織,首先獨立地著手解決這個任務,而這個任務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要了解這個任務,就應該撇開那些個別的小挫折,撇開那些難以相信的困難,這些挫折和困難,孤立地來看,好象是不可克服的。應該站得更高,看到各種社會經濟結構在歷史上的更替。只有持這種觀點才能夠看清楚:我們擔負起多么巨大的任務,現在社會最先進的代表——被剝削勞動群眾把1861年以前農奴制俄國的少數地主解決的一個任務(他們認為那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主動擔當起來具有多么偉大的意義。以前,建立全國的聯系和紀律是少數地主的事情。

我們知道農奴主-地主們是怎樣建立這種紀律的。這就是使大多數人民遭受壓迫、侮辱和空前的苦役的折磨。請回憶一下由農奴制向資產階級經濟的全部過渡過程吧。你們已經看見的(雖然你們中間大多數人沒有能夠看見),以及你們從老一輩人那里聽到的,1861年以后向新的資產階級經濟的這種過渡,是由舊的農奴制的棍棒紀律,由最無理性、最蠻橫粗暴的侮辱和強制人的紀律,向資產階級紀律,向饑餓紀律即所謂自由雇傭而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奴役制的紀律過渡,這個過渡在歷史上看來是容易的,因為這是人類由一種剝削者轉到另一種剝削者,因為這是掠奪和剝削人民勞動的少數人讓位給另外的同樣是掠奪和剝削人民勞動的少數人,因為這是地主讓位給資本家,是在鎮壓被剝削勞動者階級廣大群眾的情況下少數人讓位給另外的少數人。但是,就是這種由一種剝削者的紀律代替另一種剝削者的紀律的更替,尚且要經過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努力,要經過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舊的地主-農奴主們誠心誠意地認為一切都會毀滅,沒有農奴制是無法經營的,而新主人——資本家每走一步都碰到實際的困難,對于自己的經濟往往束手無策。可以表明這個過渡的困難情況的一個物質上的標志,一個物證,就是當時俄國從國外定購了一些機器,為的是用機器做工,用最優良的機器做工,而結果是既沒有會使用機器的人,也沒有管理者。當時,俄國各地都出現優良的機器被擱置不用的情況,可以看出,從舊的農奴制的紀律轉到新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紀律是多么困難。

所以,同志們,如果你們這樣觀察問題,你們就不會讓那些人,讓那些階級,讓資產階級,讓資產階級走卒把你們弄得思想混亂,他們的全部任務就是散布驚慌失措和灰心喪氣的情緒,制造對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氣氛,把全部工作描繪成毫無希望的事情,他們指出每一個別的無紀律和腐化的情況,并因此而鄙棄革命,似乎世界上,歷史上有過任何一次真正的大革命,在群眾制定新紀律的時候,不曾有過腐化現象、違反紀律現象和不經過痛苦的嘗試步驟。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是第一次接近這樣一個歷史的起點;即真正由千百萬被剝削勞動者來制定新的紀律,勞動的紀律,同志關系的紀律,蘇維埃的紀律。我們并不要求也不指望在這方面迅速獲得成績。我們知道,這件事情需要整整一個歷史時代。我們已經開始了這樣一個歷史時代,現在,我們正在一個還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內破壞資本主義社會的紀律,我們感到自豪的是,一切覺悟的工人和全體勞動農民正在盡力幫助破壞這種紀律;現在,在群眾中正在自愿地、主動地提高這樣一種認識:他們不應該等待上面的命令,而應該根據自己生活的經驗,用聯合起來的勞動的新紀律,用擁有千千萬萬人口的整個俄國的聯合起來的、有組織的工人和勞動農民的紀律,去代替那種建立在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奴役上的紀律。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任務,但也是一項能收效的任務,因為我們只有切實解決了這個任務,才算是最終埋葬了我們要加以埋葬的資本主義社會。

《1918年5月26日列寧在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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